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實踐來看，中國建立統一市場的障礙之一，是那種為了扶持或限制某些特定產業而制定的財稅、信貸、外匯乃至土地、人才等一系列扭曲市場機制的政策，這種產業政策到了應該率先轉型的關鍵時刻。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面臨的發展問題已經不是沒有市場競爭，而是自由競爭所需要的公平環境和條件的不足。表現為行政壟斷、行政干預、各種利益聯盟和國有企業借助于產業政策等手段，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降低了市場運行的效率，導致了尋租和不公正現象的產生，甚至使市場取向的改革走樣，這是我國存在嚴重的結構問題以及發展方式粗放的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如果政府的產業政策不實現轉型，轉型升級還是在老思路指導下運作，那么舊的產業政策不僅不能有效指導產業的轉型升級，還有可能造成新的矛盾和沖突。基于建設統一市場、掃除平等競爭的障礙的要求，必須調整產業政策的行使方式，這是我國未來更深層次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體現。具體來說，就是產業政策的行使方式要進行四個方面的重要改革：

       第一，產業政策“中性化”。在轉軌經濟背景下，各級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都習慣或迷信產業規劃與產業政策，往往用指向性很強，或偏好性過強、很具體的產業規劃指導或指令企業的投資行動，它的特點是按所有制性質、按規模大小和按地區等非市場化原則對企業進行管理。這種產業政策往往會對不同市場主體形成政策歧視，導致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

       從現實來看，一方面，各級政府就某一熱點產業集中實施所謂的“加速推進規劃和支持政策”，其結果是大力提倡和鼓勵出了包括光伏等新能源產業在內的一系列過剩性新興產業，以及造船、鋼鐵、平板玻璃等嚴重過剩的傳統產業。另一方面，政府按照產業政策進行的審批，審批內容、審批環節越多、越難，行政壁壘就越高，同時意味著突破該壁壘的利潤也越高，結果是產能過剩反而更加嚴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十多年前因為產能過剩而放棄審批、讓市場發揮調節作用的紡織行業，則不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產能過剩其實是政府產業政策造就的。而且在現有的體制中，一旦發生嚴重產能過剩，在行政權力阻礙下還很少能自動退出，更難進行有效的資產重組。

       根據國際經驗，建立統一市場、平等競爭環境應該實施一種偏向于中性的產業政策。所謂中性產業政策，是指除了法律和政策直接禁止的產業外，政策并不事先挑選輸家和贏家，而是放手讓市場競爭去決定，優勝劣汰。這就需要我們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改革政府權力的運作方式和產業政策對市場的管理方式，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施優惠政策的行為。

       第二，產業政策“去地方政府化”。在我國轉軌體制中，地方政府化的產業政策是不可能維持中性的，而且一定是帶有利益偏向的。產業政策“去地方政府化”是指產業政策不能由地方政府去主導，而應該主要由中央政府來綜合行使，以保持產業政策對市場調節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因為地方政府作為競爭主體，出于考慮局部利益的邏輯，會運用行政權力鼓勵那些對自己的市場利益有利的企業行為，限制那些對自己的市場利益不利的行為，從而不可能從根本上出現追求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市場行為。讓產業政策的主體回歸中央政府，是解決政策平等性的基本前提。

       用公司化的方式經營土地和經營城市，是這些年產業政策地方化的最典型現象之一。由此帶來的主要后果是地方政府公共權力的錯配和政府角色的錯位，政府把自己等同于參與市場活動的商人，難以扮演好市場秩序的監管者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者的角色，甚至只關心自己的商業利益，并且不惜動用政權力量加以維護，如限制資源正常流動、強行拆遷、壟斷和分割市場等等。同時，產業政策的地方化，也是地方政府債務激增的主因，直接導致了中國的泡沫經濟風險。

       第三，競爭政策“主角化”。就是競爭政策要逐步替代產業政策成為統一市場運行的奠基石，成為規范市場公平競爭的主導規則。從歷史上看，發展追趕型的國家、干預市場傳統深厚的國家，往往更熱衷于運用和依賴產業政策。主要手段是通過產業政策用政府的力量扭曲市場價格信號，把資源集中投入到自己意欲的“重要”產業中去。產業政策在各個國家并非一無是處、毫無績效，但是，長期以實施產業政策為主、不及時轉換到競爭政策為主的國家，其結果往往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力量不斷擴張，市場的功能日益殘破，產業競爭力薄弱，資源浪費嚴重。

       當今發達國家更熱衷于以反壟斷來促進競爭，間接推動產業發展，對預先挑選特定優勢產業加以重點扶持的做法，往往持消極態度。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一是不以經濟增長為目標而主要以維護市場秩序為目標，應該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二是政府應以創造和管理市場的公平競爭為己任，而不是以權力挑選特定產業來重點扶持，使自己擺脫“公司化傾向”；三是分離了市場調控主體與市場參與者的角色，可以有效防止尋租和大面積腐敗；四是可以有效地按照市場需求方向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過去，不合理的產業政策是造成政府與市場邊界模糊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國市場體系不完善、經濟粗放發展的重要成因。未來轉型升級，應當清理那些被濫用的產業政策，刪繁就簡。

       第四，產業政策“橫向化”。過去的產業政策側重于縱向的歧視性甄別，是市場不公平競爭的根源。按照統一市場建設的要求，應該把重心放到實施橫向產業政策上來，即更多地鼓勵和支持企業間的兼并收購，增加企業的融資來源，為上下游企業間的研發提供更多的產權保護和稅收激勵，鼓勵企業加大在人才吸收和培訓方面的投資，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把主要精力放到扶持個別產業和個別企業上。同時，對企業競爭的規范引導也要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競爭法》應賦予政府更高的權力以根除反競爭的行為。

       中國經濟目前的宏觀環境很像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歐洲。當時的“歐洲硬化癥”迫切需要新的政策來為歐洲經濟注入新的活力，這一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由凱恩斯的需求管理學派向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低通脹政策轉變。歐洲委員會1992年發表的報告指出：“當前，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實施橫向的產業政策，旨在為歐洲產業營造良好的環境并達到平衡，提高歐洲產業的生產率和競爭力。”眼下，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不斷消化迅速上升的要素成本，也是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必須克服的主要困難。

        綜上所述，建設統一市場呼喚產業政策率先轉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首先要讓橫向的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逐步去替代傳統的產業政策，從“重點扶植”的產業政策向“一視同仁”的競爭政策轉型，從部門傾斜的政策向橫向協調的政策轉移，以市場規制政策與其他制度相結合，促進競爭，鼓勵創新，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