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中國1949年之后的工業建設，人們總會提到蘇聯援華的“156個項目”，它們其實并非都來自蘇聯，如民主德國援建的保定化纖廠項目就名列其中。如果說蘇聯援華項目是給新中國的工業打基礎，那么民主德國的援華項目就頗有些“畫龍點睛”的意味——數量不多，但都是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的要害部門。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北京的華北無線電器材廠；另一個是鄭州的第二砂輪廠，中國人簡稱為“二砂”，德國人就叫它為“砂”（Schach）。可巧的是，二者居然還殊途同歸，前者成了中國有名的“798藝術區”，后者變成了號稱“鄭州的798”的“二砂藝術區”。

        砂輪，“工業心臟的心臟”（斯大林語）。小到槍管，大到大型艦艇發動機曲軸的磨削加工，沒有砂輪的國防工業是不可想象的。“砂輪有啥用？嘿！它可是號稱機械工業的‘牙齒’，沒有它，大型軍工器械根本造不出來，知道槍支與大炮吧？上面的來福線（學名膛線），都是用砂輪精準制出來的！那時候國際形勢緊張，間諜都把各國擁有多少砂輪廠，砂輪產量多少進行分析評估，以此作為一個國家軍事實力強弱的參考。”2011年接受《大河報》采訪時，是年81歲的砂輪技術高級工程師吳伍琛十分激動：“建國初期，我們國家的磨料磨具工業比較落后，全國僅有一個砂輪廠，還不能生產磨料，只能生產少量的陶瓷磨具。”1949年，中國唯一能生產陶瓷磨具的是位于沈陽的蘇家屯砂輪廠（前身是始建于1940年的“滿洲吳制砥所”，1950年代初改稱“第一砂輪廠”）。當時中國不但大部分砂輪“還依靠進口”，而且“輪船運還來不及，有些用飛機運，有些工廠為了砂輪而停工待料”。

        鑒于砂輪在軍工生產中的重要地位，中國政府在1953年“一五”計劃啟動時就決定上馬大型砂輪廠。1953年4月27日國家計委與民主德國簽訂了合作協議。最早的籌備處于1953年5月在武漢成立，數月后因為河南鞏縣(現鞏義市)發現了大儲量的鋁礬土礦（剛玉磨料的主要原料），又將籌備處移到了鄭州市敦睦路56號。1954年7月27日，國家計委批準廠址定在鄭州，起初叫4057廠，1956年前后改稱“四〇二廠”，最后定名為“第二砂輪廠”，隸屬于一機部二局。

        1954年11月，民主德國專家初來鄭州援建，此后一共陸續派遣了67位專家，另有隨同家屬48人。他們為二砂設計了6個生產車間、2個輔助車間和2個動力車間。其中最大的一個車間是擁有弧形鋸齒式屋頂的27號車間（制造陶瓷砂輪），單廠房建筑面積即達74376.8平方米，從地表到房頂大梁的空間在16米以上。這些經歷過二戰的德國專家知道，砂輪廠這樣的關鍵設施在戰爭時期會成為敵方打擊的首選目標（希特勒進攻蘇聯時，第一批轟炸目標中就有砂輪廠），所以參考戰備標準將廠房建得異常堅固。

        在當時團結友好的氣氛下，民主德國的專家們是真誠而熱情的，有時甚至在中國人“改天換地”的豪情感染下有些“熱情”過了頭。1958年來華擔任民主德國駐華大使館一秘的霍斯特·布里在回憶那時的氣氛時說：“當年，我們幾乎都是天真浪漫的狂熱分子，總想要直接投身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就算不能在自己的國家，至少也可以在這里大干一場。”這或許從一個側面描繪了那時來華德國精英們的精神狀態。

        在援建華北無線電器材廠時，民主德國人提供了他們所掌握的最先進的技術，而且援建二砂時他們更進一步，連自己還沒有掌握的技術也要提供。建設這樣大規模的砂輪廠對中國人來說固然是史無前例的，而對民主德國的專家而言，也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從德方內部資料看，當時這些專家也是戰戰兢兢，邊施工，邊設計，只不過這種情況不能讓對他們崇拜不已的中方人員知道而已。據德方事后統計，由他們提供的裝備中有60%都是新組裝的——他們國內的工業企業中從未試用過。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來在1955年4月2日簽訂的第一期項目合同中，二砂產量被定為年產砂輪5040噸。可是這個產量在1957年7月19日的后續合同中根據中方建議被改成了12000噸，一下子提升了137%，建成后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砂輪廠，不但要滿足本國工業生產的需要，而且還準備出口埃及，援助越南。

        從一個無法生產磨料的國家一躍而建成世界第二大砂輪廠，或許也只有當年的中國人有這樣的氣魄。也許正是在這氣魄的感染之下，來自民主德國的工程師們也躍躍欲試，要將在故鄉無法施展的才華實驗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

        可是，這也就為后來出現的種種問題埋下了隱患。

        1958年，正當工廠建設的關鍵時期，中國掀起了一陣“大煉鋼鐵”的熱潮。據德方記載，有大批的勞動力被抽去煉鋼，工地的原材料也經常供應不上了。比如工程需要1萬8千噸水泥，才運來了2500噸，此外還有所需的6600噸鋼材和4000立方米木材都無法到位。原材料的缺乏導致辦公樓的地面拼湊成了涇渭分明的兩片。

        結果每當德方專家想按照既定設計方案、既定成本施工時，中方施工單位總是傾向于產得“更多”、用得“更省”，甚至不惜為此而更改施工方案。比如有職工用自己試制銀坩堝代替原設計中的鉑坩堝，把費用從500-600元一個降到10元一個。更有甚者，剛玉車間原計劃建4座德國專家設計的“洋窯”，需要耐火磚20萬塊、鋼材5噸和600個工時，造價20萬元；而1958年實際采用的“土馬蹄窯”則既不要耐火磚，也不要鋼材，僅需60個工時和700塊紅磚，造價只要200元（原設計的千分之一），據發明者說能獲得相同的產量，同時用煤還更少。

        不久之后，一向充裕的人力資源也逐漸吃緊。一方面，由德方精心調教的中方技術骨干，經常被調用到別的項目中；另一方面，1959年之后中國進入了一個“困難”時期。1960年上半年，鄭州市委不得不同意二砂黨委要求派大量員工去“支援農業”的請求，以減輕糧食供應方面的負擔。

        與蘇聯援華一樣，德方提供的設備和勞務并不是無償的，它們都會被記入民主德國對華出口之中，需要中方用外貿物資去償還。1960年之后，中國政府為了減少貿易欠賬，退訂了一大批原先向民主德國預定的設備——因為這時的中國已經拿不出農產品去交換。中方的這些措施，對工程造成了極大干擾。

        然而，德方負責人一方面著急工程的進度，另一方面又有些竊喜：工程推進受阻，反而掩蓋了德方無力按時提供組裝設備的窘境。

        由德方負責提供的設備不能到貨，原因主要有三個。其一，改動產能帶來了技術要求的變化。

        其二，有一部分設備是民主德國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然后再轉運到中國的。在抗美援朝戰爭的背景下，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封鎖措施甚至比針對蘇東國家的更為嚴格。民主德國這么一倒手，其實發了一筆小財。可是1959年赫魯曉夫引發了“第二次柏林危機”，聯邦德國等國宣布對民主德國實施經濟制裁，導致其供貨中斷。

        其三，也最離譜的，民主德國在合同中承諾提供的加工硼-硅剛玉的機械（Borcarbid-Sinterkorundanlage），民主德國國內根本就生產不了！而且還長期對中方隱瞞真相。

        但雙方都這樣拖下去顯然不是辦法。按原定計劃，二砂應該在1959年底完工，1960年初投產。但中國工人和德國專家一起奮斗到1961年，仍然看不到投產的希望。

        這一下就引來了中德雙方高層的關注。因為周恩來總理要親自過問這個工廠的建設，所以二砂在鄭州被稱作是“通天的”項目。而它在民主德國一樣是“通天的”項目：一個在中國建設的工廠能夠多次進入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的議事日程，即使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見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廠子的規模巨大，大到了能影響中德政治關系的程度；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廠子的建設一再出現問題。分管外貿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阿佩爾（Erich Apel）甚至因此而受到責備。

        而在1961年，兩國的政治關系又正好處于一個十分微妙的階段。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參加了赫魯曉夫對中共代表團的批評，導致其與中共的關系緊張。不過1960年底的莫斯科會議之后，社會主義陣營中又充滿了“彌合分歧”的表象，中國與民主德國的關系又重新升溫。特別是因“柏林危機”的爆發，“柏林墻”修建在即，民主德國的黨和政府在1961年特別需要中國的政治支持。

        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政黨關系決定著國家關系，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既要堅定地跟蘇共站在一起，又不想太得罪中共，這就構成1961年中德各項經濟合作的大背景。所以，民主德國雖然沒有跟著蘇聯撤走援華專家（赫魯曉夫于1960年7月16日下令撤回全部援華蘇聯專家），但往日那種親密無間的“兄弟關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德方專家開始向國內反映：現在中方對我們不信任，我們的專家私下里互相抱怨項目規劃及設備缺陷的話，也被（中國）翻譯記錄了下來，這也在無意之中損害了我國的聲譽。

        從此時開始，中方堅持所有進口設備都要事先查驗。民主德國方面提供的設備在質量方面確實存在一些缺陷，比如運過來的13個高爐，最多只能同時使用5個，否則為這些高爐所設計的管道無法承受更高的進氣強度。同時從民主德國進口的儀表也并非為這樣的高壓環境所設計，所以也用不成。但現在中方關注的是：這純粹是技術問題嗎？還是修正主義者故意要破壞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

        從現已完全解密的民主德國檔案看，德方并沒有這樣的心思。但中共與民主德國黨之間的意識形態紛爭也的確影響到了二砂項目。民主德國政府盡管沒有強行撤離專家，但卻通過不再批準專家延期申請的方式逐步減少援華專家人數。同時對二砂項目的投資也大為減少。

        一些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德國專家已經對這項工程和中國朋友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比如二砂民主德國援華專家組的黨支部書記、工程師狄特爾·黑塞爾巴特（Dieter Hesselbarth）。他在1961年2月奉命回國之前向國內報告說，他認為自己離開中國的時間太早了，無法保證工廠組裝工作的完成。在他看來，由中國同志自己來組裝越來越多的設備還有極大的困難。他坦言：盡管中方一度撤走勞動力是延誤工期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也不得不說，有一些由民主德國負責提供的基本設備直到今天都沒有送到工地上來。在我看來，德國方面負責同志在延長合同這個問題上是不客觀的，因為如果考慮到實際情況，就應該由德方來提出延長合同的問題。但德方什么表示也沒有。延長合同的問題是由中方提出來的。”而德方卻沒有同意。

        特別令黑塞爾巴特感到不滿的是：“可以從許多具體的例子中看出來，大家沒有嘗試去解決在建造中所出現的問題和工地上所出現的困難，而且要把缺點和錯誤都隱瞞起來，同時還要用一種很過分的方式把它們都歸結于中國朋友的愚昧。”他認為，盡管負責組裝方面技術問題的德國專家在自己的本職（機械制造）方面是一位好專家，但對于如此規模的工程來說，此人的確缺乏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識。

        正如黑塞爾巴特所估計的那樣，二砂項目在他離開之后依舊步履蹣跚。中國的一位副部長開始向德方施加壓力，要求該廠在1961年12月底無論如何要投產，而且要轉交給中國。可是這個期限到了之后，工程的完工還是遙遙無期。而此時中國與民主德國的關系再次惡化，中方已經開始打破“兄弟國家”之間的慣例，在經濟問題上跟德方“較真兒”。在從前的那種“同志加兄弟”的氣氛下，雙方的經濟交往經常是十分隨意的，中方與德方在工程項目中的權利和責任并沒有被劃分得十分清楚，德方因該項目在1956年至1958年期間出口到中國的設備居然都沒有具體的購買合同，而直到1958年11月3日才進行了一次合同補簽。

        可是現在，中方明確向德方提出了商業索賠的要求。不得已之下，民主德國于1962年2月向鄭州派出了一個特別調查團。該調查團呈送的內部報告令人震驚：因為設備和設計上的缺陷，“我們每天都在難以忍受的空氣環境中工作。”1959年民主德國專家就發現了這些缺陷，但民主德國的工業出口部門卻沒有認真解決這些問題。在1961年加裝了18個工業除塵器之后，問題仍舊沒有解決。1961年5月的民主德國調查團也發現了這樣的錯誤，卻不跟中國同志講，反而試圖利用項目條款將錯誤合理化。中國工人的被迫在極其有害的工作環境下作業，“然而，在接下來的談判中我方卻嘗試通過演示除塵器的功效來向中國朋友顯示：我方已經完成了1961年6月的計劃方案中所應該承擔的義務。”

        德方這種敷衍態度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工人們必須每一班組織一個8到12人的維護小隊，負責除塵器的清理工作。“這些工人都暴露在嚴重的粉塵當中，肯定是最先得病的一批。”德方的通風專家斯密特認為，這種情況下需要一個中央除塵設備。但工程設計的德方專家卻拒絕接受這個方案，其理由是，現行方案已經通過了中方的認可，所以沒有繼續談判的必要了。新的調查團認為：這不是理由。他們一致決定，出于維護民主德國在中國聲譽的需要，必須用中央除塵設備代替工業除塵器。“我們這些簽名者不能同意，讓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在這樣的勞動環境下工作，并每天都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險的境地。”

        除了通風問題之外，民主德國根本提供不了在合同中承諾的加工硼-硅剛玉的機械，也是導致二砂無法按期投產的重要原因。可是，民主德國方面既沒相應的技術水平，但又不想影響自己的“聲譽”。雖承認自己無法生產，可是一旦出現能從蘇聯搞到設備的希望，卻又跟中方說可能能夠提供，結果最終還是沒能從蘇聯弄到設備。這樣折騰幾次之后，民主德國的信用蒙受更大的損失。德方在內部報告中指出：“在項目建設及確定相關技術方法時最根本的錯誤在于：脫離了我們自己在普通剛玉工具的原料預加工方面的經驗和知識，并且在壓制煤磚的方法上選擇了一種不成熟的，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國家采用過的生產工藝。”

        應該說，中方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臨時決定大幅提高工廠的生產能力，也是導致日后出現各種問題的重要原因。但德方專家作為技術上的把關人，無疑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德方承認錯誤之后，時任二砂廠長的劉騰于1962年3月21日向德方提出了數額為1200萬新盧布（約合5333萬舊盧布）的商業索賠要求，但德方談判代表表示不能接受。德方的理由是中方對工期拖延同樣負有責任，比如未能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隨意修改德方專家的設計，隨意抽調德方培養的專家等一系列被中方斥之為“借口”的情況。

        不過，要真正理解德方沒有“金剛鉆”也要攬下“瓷器活”的原因，必須聯系當時的時代背景。1957年莫斯科會議前后，社會主義陣營中出現了一股“趕超資本主義國家”的熱潮，民主德國國內本身就在“大干快上”，如果要求這些來到鄭州的民主德國專家絲毫不受到中國“大躍進”氣氛的感染，是不太現實的。民主德國專家如果真要實事求是，就要在當時中方人員近乎崇拜的目光下承認自己“不行”。事實上，他們并沒有這樣，他們的做法是向國內打報告：我們沒有相關經驗，需要去蘇聯學習。結果，其中的一些專家還真的出國學了一圈，不僅去了蘇聯，還去了捷克和匈牙利。最后發現，他們要了解的技術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之內誰都沒有掌握。現在看來，這就好像學生遇見了難題問老師，而老師也不會這道題，又不好意思推辭，于是偷偷跑回家翻書，結果發現書上根本沒有答案。

        等到這一陣趕超浪潮過去之后，面對著遲遲不能完工的工程和中方的賠償要求，民主德國方面才真正清醒過來，一件件地完成善后補救的工作。事后，德方的外貿部門長篇大論地總結教訓，第一條就是：原則上再也不輸出自己還沒有掌握的技術。

        1964年12月29日，二砂終于通過了國家驗收。在中德雙方1965年達成的《最終議定書》中，德方承認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使二砂“未能按期投入生產，給中方造成了損失”。而中方則“考慮到德方的困難……不再向德方計算損失”。從1965年起進入試運行階段的二砂在1966年真正達到了12000噸的設計產能，只是其生產工作旋即又被新一輪政治運動打亂。

        盡管有之前的那些磕磕絆絆，二砂在建成后依然是新中國磨料工業中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是鄭州這個新興工業城市的驕傲，也是當地女青年們找對象的重點地帶。但在1990年代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到來之后，它也和眾多老國企一樣走向沒落（一部分資產轉入了新的股份制企業）。

        而今，那些高大的紅磚廠房中已是雜草叢生，鋼筋鐵骨之間倒不失工業時代的浪漫情懷，正好留給藝術家們去回想那段激情歲月中的傷痛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