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的實施，企業和行業創新活力可以得到進一步激發，企業信用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產品和服務的提質增效得以推動。同時，在政府采購與專項基金的推動下，企業的“雙創”熱情得以煥發，繼而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實現高質量發展。

　　繼能效、水效、環保“領跑者”制度之后，又有一個“領跑者”制度誕生了。近日由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8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實施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到2020年，在主要消費品、裝備制造、新興產業和服務領域形成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和市場競爭力的企業“領跑者”標準，產品和服務質量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領跑者”效應充分顯現。

　　專家表示，《意見》集中體現了以標準化工作推進“放管服”改革的思路，通過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的實施，企業和行業創新活力可以得到進一步激發，企業信用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產品和服務的提質增效得以推動。同時，在政府采購與專項基金的推動下，企業的“雙創”熱情得以煥發，繼而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實現高質量發展。

　　“領跑者”制度體現“放管服”改革思路

　　“‘領跑者’制度在國外已不是新名詞，美國、日本等國早已開展了類似‘領跑者’工作，并取得了顯著效果。自2014年以來，我國先后開展能效、環保和水效領跑者制度。”參與《意見》起草工作的中國標準化研究院資源與環境分院院長林翎告訴記者，由于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正處在試點和起步階段，目前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對該標準尚無明確統一的定義。

　　“與以上領跑者制度相比，企業標準‘領跑者’有三點不同之處。”林翎向記者介紹說，一是與能效、水效、環保領跑相比，企業標準“領跑者”既可以是單項指標的比對，也可以是多指標的綜合比對，因此企業標準“領跑者”對于產品和服務的評價更加全面；二是能效、水效和環保領跑者基本落腳點都放在產品上，企業標準“領跑者”的落腳點則是指標準。這是因為標準的水平是一家企業標準化綜合能力的體現，涉及到產品質量、生產技術、標準執行等方面。現階段，企業標準“領跑者”評價的任務是針對企業自我聲明的企業標準建立評估方法，在同類產品和服務標準中挑選出一個或多個指標領先的標準，以及符合標準的產品和服務，起到示范引領作用，直接帶動行業技術標準水平的提升，因此對于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的推動作用也更為明顯；三是企業標準“領跑者”不但包括產品和裝備標準，也包括了服務標準。

　　林翎告訴記者，建立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是國務院《關于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的指導意見》《裝備制造業標準化和質量提升規劃》《消費品標準和質量提升規劃》等文件明確提出的工作任務。在這一背景下，由8部門聯合發布的《意見》，對于該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工作具有指導作用。

　　記者注意到，《意見》包括了實施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主要目標、主要任務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內容。其中，在原則中提出了以企業為主體，確立企業標準對市場和質量的“硬約束”，發揮企業家和工匠精神，在追求領跑者標準中創造優質供給；在目標中提出到2020年，在主要消費品、裝備制造、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以及新興產業領域產生1700個企業標準“領跑者”；在任務中確定了“基于企業標準自我公開，開展標準排行，形成‘領跑者’榜單，通過榜單的動態調整推動標準水平整體提升”的工作思路。

　　“可以說，《意見》集中體現了以標準化工作推進‘放管服’改革的思路。”林翎說。

　　“領跑者”標準更加嚴格

　　為體現企業標準的領跑效應，《意見》要求，企業公開標準嚴于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比例達到20%以上。到2020年，企業產品和服務標準全部實現自我聲明公開，“領跑者”效應充分顯現。

　　在林翎看來，國家鼓勵企業公開嚴于國家和行業標準的企業標準，這是“標準化法”中對政府所主導標準和市場所主導的標準不同定位的延伸。高于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企業標準有兩種形式，一是核心關鍵指標水平的設定上高于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二是標準的指標體系比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更加全面，覆蓋了更多的指標要求。

　　“目前很多企業直接以國家標準、行業標準進行自我聲明公開。因此我們希望通過推動‘領跑者’制度讓更多的企業和消費者接受‘國標保底線，企標更先進’的認知。”林翎告訴記者，企業產品和服務標準自我聲明公開是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的基礎。一方面，排行和“領跑者”評價對象是在信息平臺公開的企業標準；另一方面，隨著企業產品和服務標準自我聲明公開的深入和公開標準水平的提升，企業標準‘領跑者’的影響力也會得以彰顯。

　　“我們處在一個技術快速發展、社會深刻變革的時代，特別是消費品、裝備制造、新興產業領域，技術的更新換代更加迅速。在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標準既是全球貿易往來中通用的語言，更是促進新舊動能轉換的工具。”林翎對記者說，“領跑者”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互聯網+”“智能化”為特征的新型生產模式和市場運行，需要構建在龐大復雜的協作之上，而標準正是各方協調一致的基礎，可以幫助各參與方進行溝通和交流，從而實現整個產業鏈的緊密合作。二是新興產業的特征之一是科技與標準的深度結合，今年廣受關注的5G標準主導權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未來很多行業中誰主導了標準誰就主導了技術、設備和市場的未來發展方向。三是標準是有效促進產業新舊模式轉變的途徑。

　　財政政策助力“領跑者”影響力提升

　　企業標準“領跑者”影響力的不斷提升，離不開財政政策的支持。《意見》明確，鼓勵政府采購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選擇企業標準“領跑者”符合相關標準的產品或服務。統籌利用現有資金渠道，鼓勵社會資本以市場方式設立企業標準“領跑者”專項基金。

　　“鼓勵政府采購優先選擇相關產品或服務，并不是新提法。”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資源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陳少強告訴記者，2013年頒布的“政府采購法”第9條規定，政府采購應當有助于實現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目標，包括保護環境、扶持不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等。

　　“優先采購符合標準的產品和服務，至少該條款有所反映。在采購實施階段，政府也是優先選擇節能環保的產品。從目前情況看，該條款為政府采購優先選擇企業標準‘領跑者’產品或服務容留了空間。”陳少強告訴記者，目前的采購制度對中小企業是有利的，按照第9條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規定，作為采購供應商的中小企業，它們在采購環節可以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

　　“目前的評價標準更多傾向于大企業，忽略了中小企業。”陳少強認為，企業標準“領跑者”標準制定的話語權不應全部掌握在大企業手中，在堅持效率優先、‘領跑者’優先的前提下，要鼓勵廣大中小企業參與標準的制定。同時，標準制定環節要公開透明。只有這樣，相對弱勢的中小企業現實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采購的陽光才能惠及廣大企業。

　　對于專項基金的設立，陳少強認為，專項基金應更多用于標準模式的研究，推動制度建設。《意見》所提的統籌利用現有資金渠道，鼓勵社會資本以市場方式設立企業標準“領跑者”專項基金，有點像目前的PPP模式，在體現政府意圖的同時，吸引了社會資本，防止標準制定成為一種純市場行為。由此可見，“領跑者”制度跟政府有很大關系，政府可以監督企業“領跑者”標準的制定。專項基金會像中國社科基金一樣，研究某一領域標準制定，并催生出光伏、機床、通訊、航天等子領域的標準制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