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6日，印度總理莫迪在他訪華的最后一站上海見證了中印企業簽署總金額高達22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合作內容涉及能源、貿易、金融與工業園區等領域。莫迪表示希望兩國可以進一步合作，從而增進中印的共同發展。印度這個巨大的市場正在主動向中國開放。

       “在這里，你能夠遇上一切想象不到的問題。”談起在印度的工作經歷，鄒燕一開始就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他是一家中國重型卡車企業派駐印度的工程師，在這個國家斷斷續續待了有兩年。

       低效，是他和幾乎所有的非印度同事們對印度市場的共同評價。這家重型卡車企業在印度投資建立了一家汽車組裝廠。從達成投資意向，到最后工廠建成投產，用了七年。“技術都已經落后了，不得不立刻進行更新。”他說。但是如果問起為什么這么費勁也要進入印度市場，他馬上給出回答：“幾乎全世界主要的汽車和摩托車廠商都在印度有投資。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印度的摩托車保有量已經達到了中國的50%。你要是不進來，這個市場就沒你的份。”

       最重要的是，這個市場正在主動向中國開放。

       “自拍外交”：開放的姿態？

       2015年5月15日，訪問中國的印度總理莫迪在微博上發了一張他與李克強總理的自拍照。這一做法很快被路透社冠名為“自拍外交”，借以概括莫迪自2014年5月26日就任印度總理以來強大的公關能力。

       古吉拉特邦，作為“印度的廣東”，其前首席部長莫迪素有善于招商引資之名。在莫迪還是候任總理時，狄伯杰教授跟南方周末記者的一次交流中就已經預判，莫迪將來會大搞基建，在交通、能源和農業上有和中國的合作空間。在將爭議問題與經貿問題分開處理之后，莫迪的中國之行看起來確實帶來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明確了印度市場向中國投資者的開放。而已經高調討論一年之久的中印鐵路合作，也終于有了相對明確的合作意向和實施草案。

       在4月份印度使館的一次活動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對南方周末記者稱，印度需要中國的資金和技術，以便升級自己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這位外交官也暗示，中印巨額的貿易逆差問題“需要解決”。2014年，中國是印度的最大貿易伙伴，印度是中國的第七大貿易伙伴。在2013到2014財年，兩國之間的逆差高達362億美元，是印度對華出口總額的兩倍以上。

       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兩種。印度可以依靠加大對華出口來降低逆差，也可以通過引進中國投資來予以平衡。狄伯杰認為：“我們認識到，從中國購買產品，然后到印度批發銷售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應該進入印度，投資它的制造業。”

       “印度人制訂了‘Make in India’（在印度制造）計劃，說中國人應該到印度投資，平衡雙方貿易。”長期關注印度市場的投資者吳順煌對南方周末記者稱。

       在2015年完成初步規劃的“一帶一路”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剛剛發表的中印聯合聲明里，雙方再度重申了這個在1999年就提出來，但直到莫迪上臺之后才變成熱點的經濟走廊概念。一個要走出去，一個要引進來，雙方已經同步了合作節奏。

       中國企業的“試金石”

       在5月中旬暨南大學舉辦的一次印度投資介紹會上，吳順煌就印度和中國在經濟增長率、人口結構以及政治環境上進行了比較。結論相當樂觀：印度是一個政治上相對穩定，勞動力資源充沛的國家。如果印度政府今年預測的8.1%經濟增長率能夠實現的話，其增速將會超越中國。“這一點我百分之百地確定。”吳順煌說。

       但是，在如何與印度人做生意的問題上，吳順煌也親眼目睹過與其經濟發展不相稱之處。“一座工廠，從征地到建成投產，最長的我見到過有十幾年。一般耗時是中國同類項目的三倍左右。”不僅如此，這個國家的投資利潤率相對比較低，隱性成本比較高。吳順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所計算的隱性成本，大約占企業生產成本的5%左右，這里面包含了各種繁瑣的手續審批、評估、征地以及使整個項目運作起來的各種非顯性開支。

       吳順煌認為，利潤率偏低的原因是印度方面“做生意極有耐心”。“為了從你這一家客戶購買產品，他可以去了解至少十家同類客戶的產品。具體到每一度電和每個工人的成本。把給你的定價剛好略低于出廠價。”吳順煌說。

       對于鄒燕這樣的技術人員而言，印度人的“耐心”是巨大的考驗。有一次開會，中方列出了40個亟待解決的技術問題，準備在4小時的會議里逐一跟印度技術人員討論。但是，在第二個問題上“就被印度人帶到溝里去了”，花了整整一個小時向印度人解釋這個技術的行業標準，以及適用法律，結果沒有完成預定會議目標。類似的事情發生多次，鄒燕的最后結論是：他們很會拖時間。在商界投資管理專家鄭剛的眼中，不論是“拖時間”還是“耐心”，投資印度的繁瑣冗雜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更像是一個傳統計劃經濟國家”。

       按照學者秦暉的觀點，自建國以來，印度在經濟上就推行蘇式計劃經濟政策，直到1991年才開始實施改革。印度經濟的騰飛被公認為起于1991年的改革。

       莫迪上任之后，力圖改善投資環境。印度國會正在試圖通過若干關于征地、稅收和在相關開發區實施優惠政策的法案。“如果能夠成功，那么征地成本會降低，在各個邦投資因不同的稅收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會降低。”狄伯杰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兩到三年里，印度的投資環境會有很大改善。”

       在印度投資的中國企業也有自己的問題。在《南華早報》的編輯、印度人羅伊·喬杜里看來，一些中國企業在印度的問題是難以實現本土化，缺乏企業社會責任以及過于低調。喬杜里尖銳地指出，一些中國企業習慣于跟政府打交道，卻不善于跟非政府組織和各種社區進行互動，也沒有具體應對媒體的策略。

       他沒有具體說哪一家中國企業做得不好，但給出了一個正面例子——中國的聯想集團。“這家企業在印度的很多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印度人，本土化做得很好，很多印度人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它實際上是一家中國企業。它還善于利用各種機會做廣告——甚至在《印度時報》上刊登大版廣告。”《印度時報》是印度發行量第三大報紙。

       吳順煌則認為，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在印度生存下去，接受當地的商業環境和社會環境，那么在中東或者歐美投資“就會變得容易”。“很多人會把印度看成是本國企業全球化的一個跳板。因為印度剛好連接中國跟西方。它的文化介于其間。”

       作為投資者的鄭剛認為，“中印關系仍舊存在著重大不確定性”。在印度媒體上，各種對中國持懷疑態度，甚至是不友好的聲音常常可以聽見。“如果你天天看《印度時報》，你會覺得印度和中國明天就要開戰。”喬杜里說。

       猜疑之下，中國企業在印度怎樣投資就成為一個費思量的話題。例如，喬杜里說，印度的港口屬于戰略性資產，中國企業不能進入。曾經為世界五百強企業做過印度投資咨詢的鄭剛則認為，中國企業不應該在印度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上投資。在2008年中國企業首次大規模進軍印度時，類似的爭論也可以聽到。

       但是，同樣帶有戰略性質的鐵路行業和電力行業，中國企業卻正在進入。受到“一帶一路”倡議的鼓勵，更多的中企正在摩拳擦掌，準備走出國門。“當趨勢已經形成的時候，它的走向不是說改變就能夠改變得了的。”在吐槽了一大堆印度的負面狀況之后，中國工程師鄒燕最后卻做出了一個正面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