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在26日經國會指名選舉，正式成為日本第96任首相，并于當日正式組建新內閣。

　　安倍的當選短期內提振了投資者對日本經濟的信心，但全球的外匯市場氣氛也因此更加緊張，這源于其明確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和日元貶值政策。業內人士指出，日本的政策與此前美、歐的寬松貨幣政策若產生“共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再跟風，全球貨幣戰的風險將大大加大。

　　從16日自民黨贏得眾議院大選到其本人26日正式當選首相，安倍晉三已多次宣講了其意在帶領日本“擺脫通縮”的猛藥，且態度被眾多媒體形容為“堅決”和“強硬”。安倍倡導的 猛 藥 正 是 “ 通 貨 再 膨 脹 政策”，該政策的核心包括增加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降低企業稅率和貨幣寬松政策。安倍此前甚至不斷向日本央行施壓，促其采取包括“無限度擴大量化寬松”在內的積極措施，并提出希望其設定2%的通脹目標以對抗通縮。實際上，2%的目標較現行通脹目標高出一倍。

　　“世界各國都在為提高出口競爭力而競相增加印鈔，日本要避免日元升值的話也必須這么做。日元對美元匯率是80還是90有很大區別。”安倍此前曾表示。

　　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日本外貿下滑嚴重，貿易逆差擴大至3.2萬億日元。第三季度，日本G D P環比下降0.9%，其中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8%。在經歷了“失去的20年”之后，當前，借日元貶值來提振出口已經成為日本振興國內經濟的必然選擇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大幅下降，導致居民消費占G D P的比重大幅下降，從而造成經濟增長過多依賴投資拉動。因此，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對于優化經濟結構極為重要。

　　為什么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比例會影響效率呢？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少，企業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就相應提高。如果企業可支配收入比較多，那么繼續擴大投資就主要依賴自有資金，受市場約束相對較小，提高效率的壓力就不那么大。

　　同樣，當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比較多，將一部分用于投資，那么投資率就會居高不下。

　　因此，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這樣既可以促進居民消費，還可以影響企業和政府改善投資效率。

　　《經濟參考報(微博)》：您認為，再分配過程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

　　白重恩：居民收入一個主要成分是勞動者報酬。影響勞動者報酬占比變化主要因素有三個：農業向非農業的轉型；國有企業的改制；市場壟斷程度的變化。

　　農業部門的減小以及相應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增大，造成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因為農業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在85%以上，而在工業和服務業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只有50%左右。這種趨勢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人為干預這個進程，對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好處。

　　通過提高最低工資來增加勞動者報酬又會造成就業增長速度減慢。研究發現，工資增長的速度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一個百分點，就業就會下降一個百分點。

　　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過程中，一定注意不要影響市場的有效運行。國有企業改革對于提高效率十分重要，不能因為這會影響勞動者報酬占比就停止或逆轉。降低壟斷程度既可提高效率，也可改善分配，增加勞動者報酬占比，但這對勞動者報酬占比的影響幅度較小。政策對要素分配的影響較小，不能在這上面做太多文章。

能做文章的，除了要素分配以外，更應該調整資本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分配。一個方法是通過存款利率市場化并拓寬居民投資渠道來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再有就是增加企業分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我國上市公司平均分紅率18%左右，但國際平均27%左右。

　　再分配過程中，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是社會保障。現在，社會保障對企業和員工的負擔非常重，五險加起來是基本工資的40%左右。社保費率居高不下也是百姓不認可社保資金存在巨額缺口、不愿延長退休年齡和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原因。

　　社保資金不夠怎么辦？如果我們降低社保繳費率，并用國企分紅補充養老保險，就可以在不影響社保待遇的情況下減輕居民負擔。這一措施可以在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就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養老保險覆蓋率、改善投資效率、贏得對延長退休年齡等社保改革的社會支持等多個方面產生影響，具有一舉多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