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國學”已經熱了好多年，這與中國經濟實力提高自信心增強大有關系。近來習總書記高密度地參加與儒家文化有關的活動，甚至具體“推薦”了兩部書，在官場內外引發不小的震動。歸根結底，多民族國家必須依靠文化來凝聚人心。
       “國學”已經熱了好多年，這與中國經濟實力提高自信心增強大有關系。近來習總書記高密度地參加與儒家文化有關的活動，甚至具體“推薦”了兩部書，在官場內外引發不小的震動。歸根結底，多民族國家必須依靠文化來凝聚人心。

       但儒家思想如果不能與當代社會生活相結合，不能古為今用，再怎么提倡也難以落地生根。好比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中醫？因為中醫工作者沒能拿出讓人信服的療效。儒家以仁為本、恥于言利，在個人和企業均以利益最大化為取向的社會，宣揚“不言利”的儒家思想頗有葉公好龍之嫌。向往“儒商境界”的大小老板，要和競爭對手拼個你死我活，“錢緊”時可能還要算計員工，怕是會“人格分裂”。

       “仁”就是愛生命

       大家知道多數西方國家已廢除了死刑，連馬上要被屠宰的牲畜也絕不可以被虐待。中世紀的歐洲可不是這樣，生命被看作是卑微的、人是生來就有罪的……可見，西方世界對生命的高度尊重只是近幾百年的事，是他們步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

       與西方世界相比，中國具有源遠流長的以生命為本體的生存論哲學傳統。通俗地說對生命的關愛與尊重就是儒家仁家思想的核心。《周易》宣稱“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說，生命不僅不是卑微的、它的的意文高于一切，天、地的終極意義就是為兆億生靈提供生生不息的環境。所有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衍的物種，所有被大自然賦予生命者無一例外具有強烈的求生本能。天地生萬物之心，映射到每個生靈、表現為生命個體的求生本能，這疑是“仁”的核心。

       理學家認為“仁源于天道生生之理而具于心”，他們總能從一草一木的榮枯中體味大自然的無限生機。程顥說“萬物之生意最可觀，”他覺得雞雛初生最可愛、程頤則從游魚欣然自得中體驗生意、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張載觀驢鳴……桃仁、杏仁等種子之所以被稱為仁，蓋因其中蘊涵生命洋溢，種之便生、不是死物。 孟子對仁的論述較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僅對人如此，對動物也是“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廚”。因為人是有生命的，對生命本身的熱愛是最根本的本能。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

       仁是生存本能而不是教條，如果因為愛動物不肯肉，那植物也有生命，難道五谷、蔬菜、水果也要禁食？儒家思想最大特點就是不過頭、不對人性做任何扭曲。在仁這個問題上，熱愛生命首先是熱愛自己的生命，食肉是千萬年進化形成的，為了生存人會殺害別的動物，這完全符合人的本能。但正如朱熹所言“勿貪口腹而恣殺生禽”，意思是要尊重生命、不能以殺生為樂。必要是殺生是人類生存的一種手段而不目的，注重手段而忘記目的是人最常犯的錯誤之一。

       如果說哲學的含意是“愛智慧”，仁的核心就是“愛生命”。對個體而言“仁”是生存本能：是種子都會生根、發芽，桃仁、杏仁字面里的“仁”就是此意。我們無法用物理、化學的手段來觀察、計量到“仁”，但它絕對是存在的。一頭豬在十分之一秒內被電擊而死，在這一瞬間沒有物質和能量的散失，但卻有一種東西永遠地消失了。如果我們用肉市買來的“全套”豬肉“拼裝”成一頭整豬，這頭“豬”能活過來嗎？當然不能，因為它沒有生命，也就是沒有“仁”。人因病對肢體失去感覺和控制能力，則被稱之為“麻木不仁”。古人喜歡說“天地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大自然在給予我們生命的同時附帶著一份求生本能，或者說將其無限博大的“仁”分給億萬眾生。如此說來，眾生的一呼一吸都是在替天行（仁）道。

       “仁”就是遠離混沌

       在一粒種子生根、發芽、成長的過程中，來自土壤、空氣和水的億萬分子成為了植物的組成成分，他們原本是雜亂無章地分布于自然界、而今卻按一定之規構成了一顆植株。

       我們引入“熵”（entropy）這個表達混亂程度，熵增高表示混亂加劇。一粒種子的生長，使億萬分子從無序到有序排布，局布的混亂程度減小了，也就是熵降低了。由種子發育成的植物終將枯死，它或者腐爛或者被野火燒成灰燼，組成這顆植株的億萬分子重又雜亂無章地分布到大自然之中，也就是熵又重新升高了。熵趨于增大是我們這個宇宙的基本規律，就如時間的單向流逝。熱力學第二定律最著名的一種表述是“孤立系統熵趨于增大”。由于宇宙之外一無所有，它顯然是孤立的，熵增也就成為宇宙的總趨勢。但在無數的局部，我們卻可以觀察到熵的減少，比如將一大包紙片放在強堿溶液中熬成漿，經過抄紙、烘干可得到一大張紙，這個過程的熵減小了，但卻耗費了能量。但僅有能量還不行，沒有中國人發明造紙術還是生產不出紙。所以，熵的減小還要有信息（比如造紙的經驗和技術）。

       造紙是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減過程，它的實現需要消耗能量及運用信息。

       我們可以從熵的角度定義仁：讓系統混亂程度降低，既熵減小的行動或動機就是仁。把臟亂的房間打掃整理干凈是仁、將各種食材制成菜肴是仁、種養植是仁，救人性命更是仁。因此，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點滴舉動都可能使熵減少，都是在行仁義，正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

       另一方面，我們的“減熵”努力也以熵增為代價。首先，我們維持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都要消耗物質和能量，制造垃圾；其次，我們做具體的工作時，也要耗費能量，還常常產生廢水、廢氣。物理學里說系統熵的減少依賴于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子系統的熵減是以母系統的熵增為代價的。于是，子系統對母系統熵的貢獻成為仁與不仁的根本判據。比如，農民種植莊稼制造負熵，同時消耗生活資料產生熵增。結算下來，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使整個社會的熵減少了，他是仁義的。反之，任何好吃懶作、追求奢華的人都使社會的熵增加，是不仁的。

       對企業的判斷也是這樣。如果一個企業耗能高或產生嚴重的污染或產品差得向垃圾，那么這個企業就是不仁的。 儒家以仁為本，這與常講的“身修、家齊、治國、平天下”完全吻合。“身修”是讓自身有序，“家齊”是讓家庭有序，“治國”是讓國家有序，“平天下”則是讓天下有序。 古人提倡的“興滅國、繼絕世”，是出于有序的意愿而行的有序的舉措，故也屬于仁。 所以，仁就是遠離混沌（用物理學的語言說就是：使熵減小）。

       企業與“仁”

       前面把“仁”與“有機體”的遠離混沌聯系了起來。其實，由人群構成的社會組織也是有機體，比如家庭、企業和國家，這些社會組織的存在與發展過程就是熵減小的過程，同樣也體現了仁。這種仁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對組織的認同、維護組織生存的愿望、對其它成員的深切關懷。家庭的出現遠早于其它社會組織，維系家庭的核心其實不是血緣關系，而是成員對家庭的認同、成員之間的休戚與共及對家庭整體利益的關切，概括起來就是“仁”。

       企業的出現比家庭晚了至少數萬年，但它是一種與有機生命極為類似的現象：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南腔北調的幾百號人，按職位、層級組成公司各司其職，使企業成為有機的整體。可見，企業的組建本身就體現了仁。企業還會為社會提供產品或服務，把磚頭、瓦片、鋼筋、水泥變成房屋；用鋼鐵、橡膠、玻璃制造汽車，這都是熵減的過程。企業的組建是對內的仁，為社會大眾服務則是對外的仁。

       這是要有物質和能量作保障的！寫字樓、辦公用品、廠房、設備等是物質基礎；資金則是“能量”，想象一下幾個月不發工資會亂成什么樣子。但只有物質和能量的企業不過是個草臺班子，是“用豬肉拼湊而成的豬”。信息是不可或缺的。規章制度、勞動合同一個都不能少。工資可以隨時、隨地、向隨便什么人、發隨便的數額嗎？那樣的話甚至比不發工資更亂。除此之外，還要有工與公司相互認同、感情上難舍難分；員工之間充滿關愛、部門間配合默契、共同組成有生命的機體，這樣的公司才算真正地“活”了。寫字樓里租個單位、網上打個招聘廣告、面試……這樣組建的“公司”實際上還沒有真正“成活”。“活公司”與“死公司”之間的差別就在于“仁”還是“不仁”，正如活豬和死豬的差別那樣顯而易見。

       最后，順帶說說公司的行為。比如汽車制造企業把千萬種原材料加工成零部件、組裝成整車，熵（混亂程度）是減少了，但其對能源、礦物的消耗和三廢的排放又對這個世界的熵增有所“貢獻”。如果，一個企業為世界減掉的熵大于生產的熵，那么這個企業是“仁”的。一個小造紙工廠生產了點衛生紙，卻伐了樹、燒了煤、排放了三廢，還讓工人患上了職業病……這樣的公司，連同其老板都是“不仁”的。

       正如孟子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朱熹對愛物的解釋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按我的說法就是做事情產生的熵減小于因消耗資源而造成的熵增。

       想成為儒商的企業家最大的困惑是儒家不言利，而企業需要追逐利潤。其實，兩者并不矛盾。普通公司的組建及日常經營都是在使熵減少，是在“替天行（仁）道”，正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企業賺取的利潤實際上是資源的支配權，可以讓企業（或企業的股東）用更多的物質、能量來行“仁”。 當然，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能耗如果低于社會平均水準，它對社會系統熵減的貢獻將縮小甚至適得其反。如果企業生產假冒偽劣產品，比如“三聚奶粉”則危害的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增加了社會的混亂程度。這樣的企業（比如河北三鹿）不滅亡天理不容。